最近都在传李硕重病。李硕是学历史科班出身,研究功底扎实,难得的是很会讲故事。几年前看过他写的殷商人祭文化和商周革命的文章,很有想象力。这么有才的历史研究者,可惜了。朋友向我推荐他的《南北战争三百年》这本书。细细读完,合卷意犹未竟,想写点什么。
就从东西方历史比较的角度说说吧。如果您觉得关公战秦琼,我只能表示嘿嘿,愿意接着往下看的,每段我会先提出一个问题,您可以边想边读。
南朝商品经济更发达,为何在与北朝的竞争中处于下风?
(资料图)
李硕的解释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社会走向复杂化的过程中,可能必然经历军事动员能力下降、社会对战争承受能力降低的阶段,如果社会能“挺”过这个阶段,实现初步工业化,就能获得军事优势。但如果在这个阶段被北方简单社会攻灭,则永远没有工业化的可能性。从南朝到明清,中国历史可能一直在这个大循环中徘徊。
我倒是有些不同的看法。首先,西方为什么能工业化?可能与通常认识不同的是,技术不是关键,工业化最重要的两项技术基础,火器和航海,中国和西方都具备。真正的区别在于西方形成了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正向循环,发展军事技术和工业、军事征服、掠夺、再投资。这个正向循环有个响亮的名字,殖民主义。这里又有一个通常认识上的误区,西方不是因为强大而发展出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本身就是西方崛起的根本条件和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有丰富的内涵,远不止字面意义上的殖民。工业化不只是技术的发明,更重要的是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殖民主义的正向循环有力地推动了西方的工业化。没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议会制度、民族主义,一切都无从谈起,西方能做的只是在欧洲一隅之地低水平内卷,中世纪已经内卷了一千年了,再内卷一千年又能如何。反过来再看看中国,经过两汉、两晋、南北朝、隋唐的长期对外征战,地理上的大发现宣告结束,能征服的已经征服了,边疆之外的遥远蛮荒之地经济上缺乏价值,军事征服、掠夺、再投资的正向循环不成立。而唐朝对外征战、外重内轻的教训过于惨痛,军事征服是一项得不偿失的投资,成为了政治共识,这一政治共识如此牢固,形成了政策的桎梏。
宋代以来,中国风气为何转向文弱?
李硕认为,承袭南朝遗风,唐以来官僚机器的文官化、文学化,导致了政权的内敛,以及汉文化与游牧族隔阂的加深,而这种趋势在两晋和南朝已经出现了。从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开始,汉人王朝已经彻底丧失了对外扩张的动力和实力,基本只能维持长城边界(甚至连长城都无法保有)。能够统治长城内外的,都是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如元、清。从这个脉络看,南北朝社会与政治的关键问题——国家机器内部的文武问题、民族关系上的南北问题——跨越唐、五代至宋、辽、金乃至明、清时期一直存在,成为前现代中国政治、社会最重大的问题。
这是挺有意思的观点,还是从中西方对比中观察。以文治武并不是缺点,而是现代文官政治的常态。中国宋代就发展出这一制度,可以说是过于先进。中国真正的问题是文武分途、崇文抑武。这就与西方有巨大的差异。西方由于殖民主义和相互竞争的需要,从军是荣誉,从军后再从政是常态。政府与社会对军队、军人特别是军官有充分的尊重。中国的文武分途、崇文抑武,其源头就是士族文化,而士族文化根子上是西汉以来社会上层为了子孙后代永葆地位而又想偷懒躺平发展出的一套制度。一刀一枪战场搏杀,哪像躺卧清谈这样轻松又安全?所谓门阀之见,不就是阶级固化,拒绝圈子外有能者的竞争吗?东晋能以腐朽的门阀制度维持半壁江山,所凭借的不是自身的实力,而是北方未能完成整合与转型罢了。
接下来是受这本书的启发,对大历史的一些随想。军事是塑造历史面貌的最基本因素,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汤因比的观点。
调皮一下,问个刁钻的问题,刘裕战贝利萨留,谁能赢?
西方远古时代在军事方面领先于中国。亚历山大已发展出完善的重装步兵与冲击骑兵配合的战术,横扫波斯,这是古代史上西方军事领先的最后巅峰。在稍晚的时代,西汉也独立发展出了骑兵冲击的战术和装备。并沿着冲击骑兵的路线持续发展,终于发明了马镫,有了马镫,骑兵就不会因为枪矛冲击的反作用力而落马,进而形成了领先世界的重装骑兵和重装步兵配合的战术。中国自东汉一直到近代,在军事技术、军事工业和战术上的创新和发展都远远领先于西方。刘裕战贝利萨留,很有可能碾压。西方在这一千年中始终落后,要到中世纪的晚期才追赶上来。
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根据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欧亚大陆可以看作一个世界岛,其中心是中亚草原。历史上游牧民族一波一波地涌出,对世界岛边缘的文明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实际历史上,都是中亚东边的草原上崛起的游牧民族往西打,怎么看不到西边草原的游牧民族往东打?原因很简单,东亚边缘的中原文明发展程度、军事技术远远领先,因此东边的游牧民族因地利之便获取了先进的军事技术,自然是自东往西打。这一历史大趋势,直到近代随着西方文明的崛起才被扭转,更先进的西方文明滋养了俄罗斯,于是俄罗斯自西向东一路席卷,直至与中国接壤。
李硕也提到了后现代主义与新清史。新清史强调的内亚性对认识中国历史有一定意义,虽然内亚性的概念不是新清史首创的。所谓内亚性可以粗浅理解为游牧性。但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朝代,基本上都有内亚性。秦北击匈奴,西汉、隋、唐经营西域,明对塞外部落也有羁縻管理,元、清不用说了,都有内亚性。再深想一层,中国的文化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的历史是农耕与游牧的文化共同塑造的,虽然这一过程充满了血与泪,但这是不可取消的历史,这就是现代中国人的根。能看透这一层,对蒙元、女真金清也就不会再纠结。
再说说李硕的这本书本身。共分三编,第一编讲战术,第二编讲战例,第三编讲战争形态与政权的关系。第一编最精彩。第二编对作战目标、战略、战斗序列等交代得很清楚,读来统帅的作战意图如在眼前,可惜的是会战细节太少,地图也太少。第三编更为宏观抽象,但也不乏洞见。
这本书其实是在李硕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来。博士是研究生涯的起步,现学现研究,往往观点新锐,虎虎有生气,但研究的成熟性上会有一定欠缺。难得的中国断代战争史专著,值得一读。
最后,留一个问题,冷兵器时代,为什么需要多兵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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